辛子陵文集

Sunday 10 october 2010 7 10 /10 /Oct /2010 10:24

辛子陵:走出两个误区

——2009年12月27日在朋友聚会时的讲话

我讲两点,第一是当前的政治形势;第二是我们怎么办?

    第一, 讲一讲政治形势

    据我观察,现在是30年改革开放以来最不好的政治形势,国家面临向毛泽东王朝复辟倒退的严重危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建国六十年庆典游行中,不以中央意志为转移地搞出一个“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来,毛泽东画像还是用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标准像。像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极大地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二是毛派公开在网上发布消息说,今年1月组建了“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制定《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章程》,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号召“推翻现今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即胡温政权),造反有理!” 推举薄熙来为总书记。

毛派选中薄熙来,是因为他到重庆走马上任,第一件大事是修了一个十层楼高的毛泽东塑像。

第二件大事是所谓“唱红歌”。叫群众大唱毛时代的歌曲,怀念毛,歌颂毛。当然,他也做了一些“扫黄打黑”关注民生的好事。这一来重庆的社会气氛就变了。毛派把重庆比作“延安”,据闻派三十多人秘密到重庆,筹备将于2010年召开的毛党十一大(他们不承认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这段历史)。后来被重庆市主要领导人下令把这三十几个毛党骨干抓起来了。要说薄熙来对毛泽东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真心要回到毛时代去,那倒未必。他父亲因为六十一个叛徒集团问题,被关了十年,他母亲上吊自杀了,他自己受家庭连累被劳教七年,改革开放才有出头之日。他对毛所表现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肯定是作秀。但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要讨毛派的喜欢,争取毛派的选票。借助毛派为他造势,挟毛派以自重,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毛派要推举他当总书记,十八大起码要给他个常委当当,他大概是这么想的。如果年轻政治家们都去讨毛派的喜欢,挟毛派以自重,十八大毛派就可能夺权。宣布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复辟了资本主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开始,“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又取得了“伟大胜利”。

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天方夜谭,不是不可能的。我想奉劝身居高位的政治家们,要一心一意搞改革开放,特别是要支持政治体制改革,不要脚踩两只船,为复辟毛时代留下退路。真要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你们都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没有民主制度的保障,你们今天上主席台,明天就可能进监狱。不要以为“我当年是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在我主政的地区为毛主席立过像”,毛派就放过你,把你“三结合”进去。文革开始,彭真为逃过劫难,连当年在延安他是第一个喊万岁的事都抖搂出来了,结果还是进了秦城监狱,一关十年。毛党的出现是党的一次公开分裂。

三是中宣部推出《六个为什么?》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把毛泽东的三大改造肯定、歌颂一番,说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毛泽东那个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消灭私有制,没收资本主义企业,消灭资产阶级。结果在经济上引来的是“国进民退”的大潮。全国工商联2009年8月7日发表蓝皮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宣告在政府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中民营企业被淘汰出局,国进民退的大戏接连上演。中化、中粮等垄断国企,既奉有保值增值的令箭,又无经营范围的法律限制,对房地产、矿业、铝业、奶业等普通竞争性行业摆开了“全覆盖”收编的架势。据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保育钧对记者说:“在这轮危机中,‘国进民退’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去民营化现象已愈演愈烈。” 大家看,从政治到经济,是不是一个全面复辟的形势!

 

第二个问题,我们怎么办?我们能做点什么?

我和李锐老、谢韬老多次谈到,我们七老八十,写文章、讲话,招来毛派的攻击辱骂,有时还有中央的误解,所为何来?后来我们理出了一个头绪,发了一个宏愿:就是要协助中央把中国人民从个人崇拜的误区中领出来,从共产主义理论的误区中领出来。只有走出这两个误区,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复辟倒退的危机,走上恩格斯指示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一个富裕公平,官员廉洁,社会和谐的社会。

这话听起来有点大,其实也不大。旅游有导游,购物有导购。我们没有别的优势,一把年纪,阅尽沧桑,做个历史的向导还是合格的。

在座的多是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也有一些中青年学者。大家认同我们这个宏愿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紧跟过毛泽东,崇拜过,奋斗过,失败过,彷徨过,吃过苦,受过罪,甚至受过处分,坐过监狱。我们有切肤之痛,有清醒的认识,知道错在哪儿,怎么错的。知道哪些错误是不能重复,不能犯第二次的。把我们经历的真实历史,告诉下两代人,把他们从两个误区中领出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前天圣诞节,香港出了我一本新书,书名叫做《中共兴亡忧思录》,副题是辛子陵政论文集。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坚持改革开放,走出两个误区。

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基础变了,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基本上没有变。还是坚持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是坚持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上面讲的复辟倒退的逆流,是从这里发源的。是坚持“左”的意识形态的结果。“左”的理论掌握了“左”的群众,就变成了颠覆国家的“左”的物质力量。意识形态领域必须要有一个深刻的变革。

由于“左”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明明是在发展资本主义,但能干不能说,这是潜规则。2003年,年轻创业者陆煜章创办“上海资本家竞争力顾问有限公司”,注册时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驳回。陆煜章不服,向徐汇区人民法院状告工商局,工商局官员拿着《辞海》对簿公堂,说1956年对私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国就没有资本家了,你这个写着资本家字样的牌子挂出去,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吗?明明是荒谬透顶,他说的却是义正词严。法院一审判决工商局胜诉。僵化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阻碍着党的路线政策与人民的沟通。

今年春夏出现一场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主流媒体一面倒批判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和政治体制改革是连在一起的。在主流媒体上,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遂被一剑封喉。

毛邓去世以后,结束了英雄政治时代,进入常人政治时代。这些领导人要我们像当年崇拜毛邓那样崇拜他们,不可能;他们自己也没有一言九鼎的份量。现在国家前进方向,就像恩格斯说的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各派力量相互抵消后的方向,才是改革开放的实际走向。

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直指胡温,要打倒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回击毛派,一不要动军队,二不要动警察,只要叫出版社出两本书就行了,一本是《墓碑》,一本是《千秋功罪毛泽东》。毛派的大多数,所谓新左派,是不了解历史真相的青年,把毛时代的真相源源本本地告诉他们,这是打退复辟倒退逆流的最好的办法。

改革开放中的问题要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解决,退回毛泽东时代,绝对是死路。二十年票证经济,饿死37558000人,我们这些老同志,想到这些往事就不寒而栗,惨然一叹。毛泽东实践的那一段共产主义,是人间地狱呀!饿死人的数字,杨尚昆记在一个专用的本子上,前四川政协主席廖伯康向尚昆汇报四川饿死人情况时在中央办公厅见过。这是一个最低数字,我引用饿死人的资料时就低不就高。实际饿死人的数字肯定在4000万以上。据尚昆讲,中央得不到各省饿死人的真实数据,问民政局(管社会救济),问公安厅(管户口),都隐瞒缩小数字,认为这是给三面红旗抹黑,给毛主席抹黑,要影响省委书记和省长仕途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民国,历朝历代因灾荒饿死的人数加在一起是多少呢?2900多万,不到3000万人。封建王朝是不允许隐瞒灾情的。大清律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我们的制度甚至不如清朝。隐瞒灾情成了对领袖忠心、党性强的表现。前些日子,高调纪念主川时饿死1000万百姓的李井泉诞辰100周年,又树立了一个说假话的样板。所以,在我们的体制下,毛泽东一朝一代饿死的人数比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750万人。

我们坚决反对毛派的政治主张,但对毛派要采取团结的政策。权贵资本主义派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矛盾,是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弄得不好,党和国家要亡在他们手里。我主张毛党的人一个也不要抓,抓了要赶紧放掉;不要用毛泽东的办法处理反对派,他就是分出去重新组党,也要允许,体现党内民主。因为他们反对贪官污吏,反对两极分化,代表部分弱势群体的声音,与党的根本宗旨是一致的;不一致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让他们作为党内的一个派系正确发挥作用,有助于廉政建设和公平分配;也可以考虑让他们单独组党(当然他得承认民主宪政,坚持“造反有理”不行),本是同根生,并不比你执政党矮半截,可以在民主体制框架内真正发挥反对党的作用。歪打正着,就此成就中国特色的多党制,可能使坏事变成好事。据我观察,改革派实处于弱势,支持改革开放,我们义不容辞,要拿起笔来,要开口讲话,特别是支持政治体制改革,改变那个平行四边形的力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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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0 october 2010 7 10 /10 /Oct /2010 10:22

 
中国对金氏父子已经是仁至义尽

辛子陵 

在国际关系中,各国信守的原则是:“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有意识形态的纽带,说什么“磐石般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同志加兄弟”、“鲜血凝成的友谊”等等,结果,中苏在珍宝岛打起来,“磐石”破碎了;后来又打了一场“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同志加兄弟”翻了脸。中朝的关系会怎么发展?很难预料。2009年8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朝,金正日暗示,“北韩之所以退出六方会谈,旨在摆脱北京的羁绊而已,并非针对美国。他希望直接与美国会谈,双方建立对话关系;一旦美国改变对北韩的政策,平壤将随时调整外交政策。如果美国对北韩施以援手,北韩将成为对抗中国的最坚强堡垒。北京同平壤的关系的严峻性还不止于此。北韩核武器的指向是最敏感的问题,外界揣测只会针对美国、日本或南韩,然而,在稍早同克林顿会谈中,金正日的副手故意说漏嘴地流露,北韩核导弹打不到美国,却可以往西边打,‘我们在西边的国土也需要保护’。至此,对于有朝一日北韩可能掉转头来,将中国作为核讹诈的对象的动向,已经跃然纸上。”1 读报至此,心头一惊。难道我国又要被动地在一场“对×自卫反击战中”中结束中朝友谊!

没有志愿军抗美援朝,金政权早已不复存在

说起“鲜血凝成的友谊”,使人回忆起中朝蜜月时期。

南北朝鲜的分裂局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遗留问题之一。1945年8月,反法西斯盟军苏联军队和美国军队登上朝鲜半岛,占据朝鲜半岛35年之久的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1896年俄国和日本曾经以横贯半岛的北纬38度线瓜分朝鲜。此时苏美两国沿用这条历史分界线划分了势力范围。在朝鲜半岛南半部美军控制地区,1948年8月15日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在朝鲜半岛北半部苏军控制地区,1948年9月9日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而后,根据雅尔塔协定,苏美双方分别于1948年底和1949年6月从朝鲜半岛撤军。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朝鲜半岛的南北政府都有用武力吃掉对方、统一朝鲜的企图;但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第一枪是北朝鲜打响的,这是必须恢复的历史真相。2

1949年中国内战尚未结束,为支持朝鲜建立共产政权,毛泽东答应金日成的要求,决定从解放军中抽调朝鲜人及朝鲜族官兵组成的156、164、166三个师另两个朝鲜团,编入朝鲜人民军。当年先后共为北朝鲜提供兵力约6.9万人,占朝鲜战争前朝鲜人民军总数的一半,成为人民军的主力。战前北朝鲜已经拥有十个步兵师,一个坦克师,一个空军师,总兵力13.5万人,有150辆T-34坦克;大量重型火炮;180架高性能作战飞机。苏联援助的其它军事装备和武器弹药也于1950初运到,使部队齐装满员;南韩军总兵力约9.5万人,八个师只有四个接近满员,24架教练机,装备少得可怜,没有坦克和重武器,甚至连反坦克地雷都没有。军力对比北朝鲜明显占有优势。从1950年6月12日起,朝鲜人民军开始在三八线附近集结,23日完成了进攻部署。

1950年6月25凌晨,金日成的部队向南韩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为了使这次军事行动带上防御的、正义的性质,国防部长的政治命令捏造敌情说:“南朝鲜军队已入侵三八线挑起了一次军事攻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命令朝鲜人民军进行反击。”

6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美国陆军介入朝鲜战争。7月1日,美军第24步兵师从日本空运韩国南端的釜山。7月7日,联合国通过决议,组织联合国军支持韩国作战,除美军外,澳大利亚等15个国家也都象征性地派出了部队,总计3.9万人,于7月上旬陆续到达朝鲜。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但麦克阿瑟坐镇东京,7月13日任命美军第8军司令沃克中将为联军在朝鲜的战地指挥官。14日韩国总统李承晚也把军队指挥权交给了沃克中将。在中国介入前,战争实质上变成了北朝鲜军队与联合国军作战。

朝鲜战争初期,金日成部队之所以能势如破竹般拿下汉城,打垮南韩防御体,除了武器装备方面有苏联的大力支持外,主要是从中国齐装满员回国参战的三个朝鲜师。这三个师原是中国第四野战军林彪的部队,战斗力极其强大。在朝鲜人民军中,师;旅长以上干部,全部出身于原东北抗联和延安义勇军。原164师师长方虎山被任命为人民军第5军团(辖第3、4、7、9、42师)的中将军团长,于11月15日被授予共和国双重英雄称号。3

7月5日,朝鲜人民军与美军第24师在汉城以南48公里处接战,继续以破竹之势向南韩腹地推进,两个月,席卷南韩大部分领土,把联合国军赶到了北纬35度线上长140公里、宽90公里的釜山半岛,背后就是大海。沃克中将在釜山半岛组织了顽强的防御,美军第1海军陆战队混编旅和第2步兵师于7月底适时赶到投入作战。8月15日,金日成发布命令,要求在8月份完全解放南朝鲜国土。但朝鲜人民军已成强弩之末,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也未能突破釜山防线。

9月15日,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第10军(由美军陆战队第1师和第7师编成)7万人和韩国陆战队5000人,在260余艘舰艇和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在朝鲜半岛西海岸的蜂腰部月尾岛登陆,第二天占领仁川。美步兵第7师往南挺进,在乌山与北进的联军会合,斩断了朝鲜人民军的后方补给线。9月26日美军夺回汉城,而后兵分两路,沿着东海岸和西海岸向三八线推进。朝鲜人民军主力八个师被隔断在南方釜山战线,在后撤突围中伤亡5.8万人,后方空虚,节节败退。10月1日退回三八线以北,10月19日撤出首都平壤。金日成率北朝鲜首脑机关退到距鸭绿江50公里的江界。当时作为共产主义阵营老大哥的斯大林提议放弃朝鲜半岛,让金日成撤往通化组织流亡政府;而毛泽东立排众议,坚决派志愿军入朝参战。而且在1951年1月,中国又为金日成输送了10万名朝鲜族战士,重建溃败的朝鲜人民军。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签发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同日,通过驻朝使馆将命令抄送金日成。

1950年10月,麦克阿瑟正在挥兵北进,扬言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结束战争。“联合国军”集中四个军十个师另一个旅、一个空降团,总共13万人的兵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于东西两线(主力置于西线)分兵多路,向鸭绿江边疾进。金日成面临组织流亡政府退往中国东北的命运。

10月19日,正当敌人越过平壤、元山一线时,彭德怀将军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四个军(第38、第39、第40、第42军)、三个炮兵师和一个高炮团共26万人秘密渡过鸭绿江。第40军从安东渡江,向球场、德川、宁远地区开进;第39军从安东、长甸河口渡江,主力向龟城、泰川地区开进,一部至枇岘、南市洞地区布防;第42军从辑安渡江,向社仓里、五老里地区开进;第38军尾第42军渡江,向江界地区开进。

志愿军渡江后,敌人正在分兵冒进。10月20日,西线韩军第6、第7、第8师已进至顺川、新仓里、成川、破邑之线,距离球场、德川、宁远我预定防御地区仅90至130公里;东线韩军首都师已进至五老里、洪原等地,到达了我预定防御地区。其东西线之间相距80公里。彭德怀决定集中三个军于西线,各个歼灭韩军的三个师,争取首战的胜利。

10月25日,西线敌军以师或团为单位,继续冒进。其先头团韩第6师第7团前出至鸭绿江畔楚山以南的古场洞地区。我进至北镇以东地区的第40军第118师,奉命采取同敌预期遭遇的姿态进占北镇至温井间公路以北高地,准备伏击由北镇前进的韩第6师后续部队。10时许,敌第6师第2团之先头第3营及一个炮兵中队,乘车由温井向北镇进犯,当其进至丰下洞至两水洞之间地区时,我第118师第354团在第353团配合下先敌开火,采取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向敌发起突然而猛烈的攻击,将其全部歼灭。当夜,第118师、第120师又乘胜进攻温井之敌,26日凌晨占领温井。从此,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这一天,1950年10月25日,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经过三次战役,扭转了战局。1950年12月31日,中国志愿军在彭德怀将军指挥下,跨过“三八线”拿下了汉城,准备作为和谈让步的筹码。1951年1月8日将美韩军驱逐到37度线附近之平泽、安城、堤川、三陟一线。

1951年1月13日,即中国军队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以后,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十三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新议案使白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正如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美国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用艾奇逊的话说是“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

对于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实现停战的绝好机会。如果中国军队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的条件,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可以说是有理、有利、有节。

平壤万寿台金日成纪念碑
 
然而,正像艾奇逊期望的那样,中国拒绝了联合国议案。这时的中国外交听命于斯大林。斯大林决心要在朝鲜继续打下去(1950年12月7日葛罗米柯给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维辛斯基的电报,转达政治局的指令:“我们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您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是不正确的。”)英国、瑞典、印度等十三国提案(特别是补充意见)本来是对中国持同情立场,联合国能够通过这个提案也表明了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1951年1月17日周恩来宣布中国拒绝停火议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结果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当中国表示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一切都变了。1月30日联大政治委员会以44票对7票(7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尽管其中不乏受美国操纵的因素,但也表明了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失望。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第三次战役胜利后,金日成和朝鲜方面速胜和盲目乐观的情绪又有滋长,不察“敌阴谋诱我深入到洛东江的早已设好的坚固阵地,并诱我攻坚”,力主追击。 彭德怀于1951年1月8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苏驻朝大使也出来帮助说话。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

经过一段休整后,遵照斯大林的授权,由彭德怀统一指挥的中朝联军又发起了第四和第五次战役,双方不断增兵,战争规模越打越大。

敌方参战兵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共16个国家的军队。除了美国以外,还有15个参战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新西兰、澳大利亚、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卢森堡、希腊、南非联邦,通称16国,如果再加上南韩,即为17国。另外,还有五个派有医疗队的国家,即丹麦、印度、意大利、挪威、瑞典。敌方在朝鲜战场上的最大兵力达111万余人,其中美军54万余人,南韩军51万余人,英、法等国军队4.8万余人;美国参战兵力占它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近半数。

我方参战兵力:中国、朝鲜和苏联(出动了一些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最大兵力180余万人,其中中国志愿军134万余人,朝鲜人民军45万余人。志愿军先后入朝的部队共有:步兵27个军、空军12个师、炮兵15个师、铁道兵10个师、坦克3个师、公安军2个师、工兵14个团。先后入朝部队占全军陆军的百分之七十、空军的百分之四十一、炮兵的百分之七十三、防空军的百分之六十、坦克兵的百分之三十、工兵的百分之五十七、公安军的百分之十一、铁道兵的百分之百。在战争期间敌我双方陆续投入到战场上的总兵力已近300万人。4

第四、五次战役双方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中国军队的重大牺牲多是跨过“三八线”以后付出的!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付出了牺牲14万人、受伤被俘失踪约25万人的惨重代价。本来是我军把美军打回“三八线”,结果成了美军把我军打回并打过了“三八线”,形成实际控制线。最终也只能在这条实际控制线签订停战协议。

  1951年6月30日李奇微奉美政府命令提出停战谈判的要求,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立即复电同意。1951年7月10日开始谈判。由于斯大林有令:“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于结束谈判的表现。”打打停停,停战谈判拖延下来。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苏联新领导给毛泽东、金日成的信指出:“继续执行原来的路线……是不正确的”5,要主动停战。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签字的是彭德怀将军,代表朝鲜人民军签字的是金日成元帅,代表联合国军签字的是第三任总司令克拉克上将。

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抗美援朝”,金日成的封建王朝早已灰飞烟灭。

金氏父子破坏中朝友谊

金日成原名金成柱,1912年4月15日在朝鲜平壤附近的万景台出生,1925年随父亲逃亡到中国,在吉林省抚松县第一小学上学,其后进入吉林市毓文中学。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抗日游击队。1937年6月4日,金成柱指挥抗联第6师攻打朝鲜境内普天堡的日军守备队,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1938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指挥杨靖宇,政委魏拯民)第2方面军(兵力相当于一个营)指挥,在此期间他取名为金一星,后改为金日成。

1941年,在日本关东军重兵围剿下,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损失惨重,部队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支队,金日成任支队长,率部撤往苏联境内。1942年2月16日,金日成的长男金正日在苏联出生。

  1942年,苏联远东方面军将中朝退入苏境的零散革命武装编为国际旅,番号是第88步兵教导旅,周保中为旅长。金日成与王明贵同为该旅营长。金日成第一次访华时要见时任黑龙江军区副司令员的王明贵,王是第一批授衔的少将,戏称“他是元帅我是少将,不敢高攀。”竟然避见。此是后话。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不到半个月,朝鲜北部就被苏军占领。斯大林指定金日成为朝鲜劳动党第一把手。朝鲜建国初期的群众游行,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画像并列高举。从此,金日成营长成了北朝鲜的开国领袖。

由于独裁体制的劣根性,社会主义国家多是打着为工农的旗号,向封建制,向家天下回归。朝鲜是封建复辟成功的典型。

金日成要搞家天下,必然要在坐稳江山后清除异己,诛杀功臣。

立国初期,朝鲜领导集团是由四部分人组成:国内派、延安派、苏联派和追随金日成左右的游击队派。在第一届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内,延安派有6人,苏联派有3人,国内派有2人,游击队派有2人,从这一比例可以看出当时各派的力量对比。

朝战初期,由于金日成不顾毛泽东、周恩来的提醒,6 骄狂失慎轻敌冒进,导致在釜山前线的人民军主力被麦克阿瑟从仁川登陆的美军截断后路,基本被歼灭。若不是朝鲜副帅崔庸健带领少数部队拼死扭住美军使之不能迅速北上形成合围,金日成早就成了美军的俘虏。对于这个重大战略失误,金日成没有一句自我批评,反而诿过别人。在1951年以“平壤失守”和“作战不力”为由解除了延安派势力最大的人物、民族保卫省副相兼人民军炮兵司令武亭的职务。武亭是彭德怀的老战友,参加过长征。为避免老战友受迫害,彭德怀将其接往中国。被认为是毛泽东个人代表的内务相朴一禹也被解除职务。

接着就清除国内派朴宪永集团。

朴宪永(1900年——1955年)是威望很高的政治家。1945年9月,朝鲜取得独立后,朴宪永发起成立朝鲜共产党。金日成回国后,两派合组朝鲜劳动党,金任委员长,朴任副委员长。朝鲜战争爆发后,朴宪永负责领导南方党组织民众起义,由于战争失利,南方党实力大减。金日成指责南方局在解放战争中没有发动人民起义配合人民军进军的行动,从而把战争失利的责任推到劳动党南方局身上。1953年3月,国内派重要干部司法部长李承烨、驻中国大使全五稷、第一届最高人民议会议员金午星、南朝鲜解放游击第10支队长孟种镐、劳动党联络部副部长朴胜源、劳动党联络部长裴哲、劳动党社会部长姜文锡、内务省干部白亨福等十人被以“美帝国主义雇佣间谍”的罪名判处死刑。苏联派的代表人物、内阁副首相许嘉谊(Alexei Ivanovich Hagai)闻讯后自杀。1955年12月15日党内第二号人物朴宪永亦难免一死。

第二个严重步骤是摧毁延安派。

1956年2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金日成前往莫斯科列席会议。在朝鲜党内,对金日成大搞个人崇拜,对战争初期的失误没有一句自我批评,却诿过他人,清除异己,大家早就不满。在社会主义各国都在反对个人崇拜的大气候下,苏联派的新领袖朴昌玉和延安派的金斗奉、崔昌益试图在下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联合起来推翻金日成。金日成得到消息后将中央委员会会议推迟一个月举行,利用这段时间组织自己的力量,分化反对派。在8月30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当崔昌益等人对金日成的领导方法提出批评时,金日成的支持者加以反击,并给对手扣上“反党分子”的帽子。最后会议投票决定将朴昌玉和崔昌益开除出党。延安派的商业部长尹金钦、职业总同盟委员会委员长戌辉当天即逃亡中国。朝鲜劳动党内的延安派在这次会议后为逃避清洗而纷纷流亡中国。这一事件的策划者金斗奉于1958年消失,据信是在监禁中被秘密处决。

赫鲁晓夫获悉后感到事态严重,与中共中央商量之后,双方都派出特使,苏联第一副总理米高扬、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先后访问了朝鲜,要求撤销对苏联派和延安派的除名处分,因而在9月的中央全会上,崔昌益和朴昌玉又被恢复了中央委员身份。到了这年底,朝鲜劳动党开始换发党证(实际就是清党),到第二年,将党内的延安派、苏联派以及南朝鲜劳动党派系的残余一网打尽。解密的苏联内部文件记录了金日成的清洗过程:在一个月内,有两千多人遭到整肃,其中四百多人以反对朝鲜政治体制的名义被公开枪杀。

斯大林去世之后,金日成利用苏联暂时无暇他顾的短暂时机,把矛头指向苏联派。长期支持金日成的苏联派领导人物接连不断地遭到批判和撤职。许多人下落不明。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金相辰于1955年被撤职。回到他的故乡哈萨克斯坦反思说:以狂热宣传树立起金日成权威,却使得自己被罢官。要不是我们苏联籍朝鲜人的宣传,就不会有金日成的个人崇拜。苏联派中仍保留苏联国籍者在此期间全部返回苏联。

1958 年3月,金日成在大清党后召开的金氏一派的朝鲜劳动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7上,他的亲信爪牙独占了朝鲜党政军的领导岗位。到1961年9月,四次代表大会选举出的85名中央委员中,原来三次代表大会选举出的71名中央委员连任者只有28人,其余43人大多是遭清洗的延安派和苏联派。

更可恶的是,金日成追杀到中国来,跟中国要人;因为朝鲜驻苏大使也叛逃了,也是反金日成的,也跟苏联要人。中苏商量后,找金日成谈,劝他算了。金日成提出的条件是中国把志愿军撤了。几十万军队驻在那里,他搞个人崇拜不踏实。这样达成一个协议,我们在1958年底以前把部队都撤走,朝鲜对几位逃到中国来的高级干部不再追杀。8 这是中国党和政府抗美援朝最大的败笔!倾全国之力,死了那么多人,竟没有培养一个亲华的朝鲜政府,在这种压力下匆匆撤军。

金日成之所以敢于对中苏两个大国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是因为他从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上,看出了中苏的不和。毛泽东要挑战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地位,一定要争取他的支持;赫鲁晓夫要战胜毛泽东的挑战,必须保证朝鲜不被拉走。金日成要在中苏两大国的矛盾中,左右回旋,捞取好处。因为在未来的中苏摊牌中有求于金日成,毛泽东对金日成极尽姑息迁就之能事。

志愿军撤军以后,金日成又觉得面对美军不踏实,要与中国签订一个条约,保证一有情况,中国志愿军随时能回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简称《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1961年7月11日由周恩来、金日成在北京签订,1961年9月10日互换批准书并生效。根据其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在未经双方就修改或者终止问题达成协议以前”,《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将一直有效”。

在中国发生全国性大饥荒时期,国家财力十分拮据,对朝援助相应减少。于是朝鲜借机多次派员来华,提出要将鸭绿江改为中朝两国共同拥有的界河。理由是朝鲜北部边境地区也要发展,不能没有电力做保障,因此也想借助鸭绿江搞水利发电。此时中国已投资在鸭绿江上游的集安建了云峰发电站,拦江大坝的一端与朝鲜国土相连,所以中国政府慷慨答应此电站日后的发电量有一半无偿给朝鲜使用,对于鸭绿江变为中朝两国的界河要求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朝鲜得寸进尺,以鸭绿江的发源地在长白山天池为由,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又向中国政府提出将长白山分割为二,中朝双方各占一半的要求。为了说服中国政府,朝鲜派能言辩士来华觐见毛泽东,说两国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长白山区曾是朝鲜伟大的金日成将军革命事业的发祥地,当年他就在那儿加入的中国抗日联军,现在金日成已是我们的首相,他在长白山区留下的“革命圣地”,也应让朝鲜人民世代瞻仰,所以希望中国政府和人民能理解朝鲜政府和人民对自己领袖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等等。

这时候毛泽东正准备与苏联决裂,仿效列宁成立第三国际,找寻支持者和追随者。他首先想到了朝鲜,想到了金日成。遂慨然满足朝鲜的要求。1962年毛泽东指派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代表中国政府同代表朝鲜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签订了《中朝边界条约》。此条约共有五条,主要是第一条,划分了两国边界的走向。座落于中朝边界的长白山天池和白头峰,历来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天池位于长白山之巅,乃火山爆发铸成的九峰围合而成,最高一座名白头峰。历史上中朝国界线在分水岭东下20公里处,自南向北划定。即使在日本统治朝鲜时期,天池也在中国版图;朝鲜建国时对此也是承认的。如今毛泽东大手一挥就把天池切了一半(一说百分之五十三)给朝鲜,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也捎带送了出去。朝鲜立即将白头峰改名“将军峰”。

后来,朝方得寸进尺,向我国提出照会,“严正声明”说:黑龙江省一部分、吉林省大部分、辽宁省一部分历史上都是属于高丽帝国的版图,后为中国历代王朝所侵占,而今中国已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归还这些领土。陈毅外长接到照会后当即面呈周恩来总理,周即指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火速将中朝两国历代疆域研究清楚上报。学者们研究后得出结论,这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领土与高丽无关。当我方外交部将这个结果交给朝方后,他们恼羞成怒,与中国,与毛泽东,反目成仇。

毛泽东原指望对金日成投桃报李。我帮你在朝鲜搞个人崇拜,树立你的威望,你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带个头承认我毛泽东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在与赫鲁晓夫的斗争中支持我一把。但金日成玩完毛泽东以后,又去讨好赫鲁晓夫。只承认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在中苏大论战中持中立偏苏的立场,这把毛泽东气了个倒仰。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要通过群众运动的办法把毛泽东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树起来。中国东三省的红卫兵们在中朝边境架起了大喇叭,每天对着朝鲜军民播放毛泽东语录,赞颂毛泽东思想,大唱样板戏。这引起了朝鲜的不满,也架起大喇叭狂放金日成的主体思想。突然红卫兵提出一条崭新的口号:“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金一听,朝鲜的红太阳是我金某人,怎能是你毛泽东!于是怒从心头起,当即下令捣毁志愿军烈士陵园,将烈士碑统统打烂,包括毛岸英的墓碑也被砸得粉碎;并向中国发出照会,要求中国将所有埋葬在朝鲜的烈士遗骨运回中国。这事虽然毛泽东有错,但金日成的反映过当、过激了。后来虽然修复了陵园,但“中朝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被金日成砸碎了。

随后。朝鲜对历史进行疯狂地篡改。建国历史变成对金日成的赞美。解放时期欢迎苏联红军的盛大集会游行,通过影片的剪辑,变成欢迎金日成的集会游行。抗美救国战争变成金日成领导朝鲜人民军打败了美国侵略者,根本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什么事。现在的朝鲜出版物竟然向旅游者如此“解说”百万志愿军的抗美援朝:

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给予一定的援助,数量不多的志愿人员组建志愿军,但由于志愿军没有接受伟大领袖的统一指挥,所以毫无战斗力,一打就逃。9

  1993年9月23日,在摩纳哥的蒙特卡洛举行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会上投票选定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时,朝鲜不投北京的票而投悉尼的票,令我国以两票之差输给了悉尼。如果朝鲜一票投给中国,北京与悉尼的票数相等,还是有一半机会将千禧年奥运举办权拿到手的。结果,中国黯然败北。这就是我们养了两代的金氏王朝在关键时刻的表现。我们还能指望它在中国有难的时候伸以援手吗!?

从2003年开始的由中国任会议主席的“六方会谈”,朝鲜、中国、俄罗斯本应作为一个阵营,但朝鲜阳奉阴违地盘算利害得失,数次不与中方提前打招呼就单方面宣布退出,让中国陷入尴尬境地。2006年7月5日,朝鲜为对抗美国对其印制假美钞、贬卖毒品等流氓国家行为进行金融制裁,违背与中俄达成的导弹试射承诺,示威性的试射了10枚包括大浦洞在内的各型导弹,使半岛局势骤然紧张起来。中国急派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作为特使前往朝鲜,狂妄的不知天高地厚的金正日竟拒不接见,这是对中国党和政府的极端蔑视。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只好尴尬地告诉媒体:“虽然中朝还是拥有传统友谊的邻国,但是现在的朝鲜并不听中国的话。”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008年9月2日宣布,从现在到2009年11月,朝鲜需要5.03亿美元才能避免饥荒。目前,朝鲜现在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每天最多就吃两顿饭,越来越多的人依赖采集野物充饥。路透社报道,世界粮食计划署亚洲区负责人班布里称,朝鲜民众为了活下去已经落到吃草料的地步,如果不现在加以援助,朝鲜将面临重返饥荒的困境。他刚刚结束为期一周的朝鲜之行。

中国在给朝鲜大量经济援助的同时 10 ,我国领导人善意劝说金正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介绍中国的经验。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2008年11月21日发表社论,将中国骂了一顿,社论说:

今天,帝国主义者打着‘改革’‘开放’的口号露骨的干涉别国内政,他们不顾他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强行将本国的政治理念、体制,政治方式和经济结构推行到其他国家,以达到他们支配和掠夺的目的。他们胡编乱造什么‘改革’是世界一体化的必然要求,将不接受他们要求的国家扣上‘孤立主义’‘闭关自守’等等的帽子,施加巨大的所谓‘开放’的压力。帝国主义者就是这样放肆的对我们国家说三道四的。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不朽经典著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拥有战无不胜的威力的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彻底揭露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对主体祖国—— 我们共和国所谓‘闭关自守’‘孤立’的诽谤中伤,进而达到他们强迫我国接受‘改革’‘开放’的毫无用处的赤裸裸的阴谋。

中国与朝鲜,已经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仅没有共同的政策,也没有共同的理论和共同的语言了。庇护、援助金氏王朝两代人,培养出一位在中国头上拉屎拉尿的高丽国王来。这种畸形的友谊应该结束了。

废除中朝条约,重建两国关系

在冷战年代建立起来的中朝关系,不是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更多的情况下是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党际关系,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个人关系,随毛金二人互相利用和互相争斗时好时坏。在外交关系上我们应该更多的着眼于朝鲜人民。我们帮助金日成建立了、巩固了小朝廷,又帮助他完成了父传子家天下的事业,只是有恩于金氏家族(他不领情是另外一件事情),朝鲜人民并不感谢我们。如果没有抗美援朝,南韩统一了朝鲜半岛,朝鲜人民早就结束了饥寒交迫的日子,过上了和南方同胞一样的幸福生活。这是我们跳出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以后应有的认识。

  2009年6月22日,公民思宁先生发表了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建议书,《建议废除〈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通过电子邮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递交。建议书原文如下:

一、朝鲜无视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悍然进行核试验,中国表示坚决反对。

  二、朝鲜已经宣布退出六方会谈。

  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874(2009)号决议通过,其中包含对朝鲜的制裁措施,中国代表投票赞成。中国方面已经在事实上违反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第三条关于“缔约双方均不缔结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集团和任何行动或措施”的约定。

  四、朝鲜军方宣布将不再遵守《朝鲜停战协定》,即退出《朝鲜停战协定》。中朝美三方签订的《朝鲜停战协定》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基础,退出《朝鲜停战协定》破坏了这个基础。

  五、中国已经与韩国建交。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杨文昌最近在韩国表示,中国和朝鲜不再是军事同盟关系。这已经对韩国表明,中国不会支持朝鲜针对韩国的军事行动。

  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如果中国继续履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特别是第二条“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的约定,就难以避免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产生冲突,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国际承诺产生冲突。从国际关系全局看,中国应当废除《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可以作为中国坚决反对朝鲜核试验且真正发挥对朝鲜的深刻影响力的实际行动。

  事实上,在中朝关系的历史上,当中国遭遇“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朝鲜也没有依据《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例如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战争、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

  从国内法看,《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存在既符合又冲突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从这个规定看,似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适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第二条,决定为军援朝鲜而宣布中国进入战争状态。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从这个规定看,中国军队在“保卫祖国”之外,并没有“保卫他国”的任务。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第二条要求中国在朝鲜“处于战争状态时”,“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实际上是要求中国军队为“保卫他国”参加战争。可见,第二十九条规定与《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第二条有冲突,除非能够确切证明武装进攻朝鲜就是侵略中国的实际步骤。即使现在可能还有少数中国军人愿意再当志愿军去保卫朝鲜(甚至侵略韩国),思宁仍要警告:你们愿意的军事行动没有宪法关于中国军人任务的规定依据。

  总之,从国际关系基础和国内宪法有关规定的困惑看,《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已经无法履行,应当废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中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因此,思宁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废除《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当然,可以另外制定不含军事同盟内容,不与其他国际承诺冲突的新的中朝条约。

2009年6月22日

这个建议本来应该由外交部提出。然而,“肉食者鄙”,我们的文官不能履行文官的职责。思宁先生这个建议,无论从冷战后时代消除了两个军事集团和两个经济市场的世界一体化的大势来考量,从中朝关系的现状考量,从国际法或国内法考量,都是理直义正,有利于两国人民,有利于世界和平,完全正确的。采纳思宁建议,建立新型的中朝关系,此其时矣。

中国与朝鲜作为国家关系是不正常的。这从金正日最近这次对华访问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首先在接待规格上超过了美苏法这些大国的总统和英国的女王。当媒体不理解请求解释时,韩国的《朝鲜日报》援引北京外交人士的话说,中国外交部以金正日访华属中朝两党事务,非国家事务为由,进行辩解。接待金日成访华的主办机关不是国务院外交部,而是中共中央联络部,由联络部长王家瑞赶赴大连迎接,证实了金正日不是以国家首脑而是以党魁的身份来华的。

金正日一行租下大连富丽华酒店西馆的所有360间总统套房,金正日本人的总统套房面积就达750平方米,配有按摩浴缸蒸汽浴,一天费用达30万人民币。乘坐的车辆为奔驰迈巴赫(该车计划在德国魏恩斯贝格限量生产100辆,售价65万欧元/辆),大规模随行朝鲜代表团有40多辆轿车和巴士,其意气风发,君临天下之气势,超过了奥巴马和萨科齐,更不要提李明博。这只是金正日超级摆谱的冰山一角,到北京和其它地方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金正日一行的住宿费和交通费全部要由中国纳税人出,谁让我们伟大的党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朋友呢!

党在国家之上,党的利益在国家利益之上,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规矩,阵营没有了,规矩犹在,两党领导人彼此心照。

强调这层关系,北朝鲜的金日成和南朝鲜的李明博虽属同文同种,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就分出了轩轾、亲疏。金日成不管干什么坏事,捅什么娄子,一边要东西,一边还骂人,中国党和政府都有责任、有义务包庇、回护,保他过关。不管韩国对华贸易是多少,他那总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强调这层关系,朝鲜劳动党就要永远执政。一旦出现执政危机,中国党和政府就要无条件地支持,缺粮给粮,缺钱给钱,要武器给武器,保证劳动党政权不倒。这个劳动党绝不代表劳动人民,只是金氏王朝的保皇党,只对金氏家族负责。建国60年没有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还得承认这个执政党“政治上正确。”

强调这层关系,中国党和政府就要承认金氏家族的家天下,认可他传子传孙的接班秩序,并替他分担接班不顺可能带来的巨大政治风险。我们保了金一世和金二世,现在还得保金三世,这就是我们对朝政策上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吗?支持这样一个反动政权,无异于对苦难深重的朝鲜人民的犯罪。

中国与朝鲜,要建立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淡化党际关系,掀过毛金恩怨的历史。中国的对朝关系,应着眼于2200万朝鲜人民的福祉,而不是金氏家族几十口人的利益和荣枯。

1979年,邓小平访朝,在平壤他看见用黄金打造的金日成雕像,忍不住对朝鲜人极不客气地批评说:“我们的援助难道都给你们建这个东西了,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嘛?”邓小平回国后开始大量减少对朝鲜的援助,最后甚至停止了。邓要求金日成珍惜中国对他的援助。而金日成从此开始对这个中国小个子领导人越来越讨厌了。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金日成派吴振宇大将到北京要求军援,开列的单子包括海陆空三军的军舰、战机、火炮以及各类军用物资,其总额几乎等于当年中国军费的小一半。结果被邓小平以“一个子儿也不给”断然拒绝,使呆在京西宾馆的这位不速之客碰壁而归。

邓小平表现了中国领导人的原则性、尊严和风范,值得后人学习。

自那以后,我们对朝鲜的援助即从严掌握。2010年5月17日韩国《中央日报》在头版头条以“温家宝断然拒绝金正日‘破格支援’的要求”为题,报导了北京拒绝平壤的过份援助要求。报导引述北京消息灵通人士于16日的发言指出,温家宝于6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和金正日午餐餐叙时表示,中国无法向北韩提供超出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框架之外援助的立场后,金正日原本还想和中国领导层一同观看北韩血海歌剧团公演的《红楼梦》歌剧,但却取消了观赏行程,紧急折返北韩。

金正日憋着一口气,回国就发生了枪杀中国平民事件。这种看似偶然发生的事情,很难说跟平壤的政治气候无关。因为金正日打个喷嚏,北朝鲜就得感冒。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 2010年“6月4日凌晨,辽宁省丹东市居民因涉嫌越境从事边贸活动遭到朝鲜边防部队枪击,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事发后,中方高度重视,立即向朝方进行严正交涉。”

有人认为中国要保持对东北亚地区的发言权,就必须拉住金正日,有求必应,叫他气顺心平,强调这是中国的基本战略。毛泽东当年就是这么对待金日成的。毛泽东做错的事情多了,这也是一件。由于我们对金氏父子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毛时代就一次次被耍弄,一次次吃亏。把天池送出去,换来的是毛岸英和志愿军陵墓被捣毁,这种恩将仇报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金正日的虚伪狡诈超过乃父。他是一个政治流氓,任何时候都成不了中国的同盟者。

核武器是金正日最大的筹码,拥有核武器是金正日死心塌地、坚定不移的政策,即使造不出核武器,核议题也是他显示国际地位的王牌。你们敢不重视我朝鲜,给你们放个核炮仗看看。就是这一套。中国不可能掌控他,金正日的核王牌从来是攥在自己手里,永远到不了中国手里。与其说是中国在利用金政权抗衡美国,还不如说是金政权在中美两大国之间两边取巧待价而沽。金正日哭着喊着要跟美国单独会谈,美国不予理睬。他抓住卸任总统克林顿到朝鲜救人的机会表白,愿当美国鹰犬咬中国。美国会从毛泽东对朝绥靖政策中吸取教训。金正日叛华投美的表白不会打动美国。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是体现在对外政策上的。他们不会认同朝鲜的父传子家天下的独裁制度,不可能支持这样一个政权。只要中国对金正日撒手,金正日马上会在六方会谈中就范。金正日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中国是六方会谈的召集人,很受其他四方的尊重,但金正日把六方会谈当耍猴的场所。今天愿意谈判,明天就能声称“绝不重返六方会谈”,今天同意弃核,明天就敢悍然核爆。他用这个办法,表现他的存在,表现他的力量,表现他的不可忽视。金正日进入六方会谈,是利用这个舞台向全世界敲锣打场子,筹集养活小朝廷的经费。你想消停,你要在东北亚消除核威胁,拿钱来!中国不改变对金正日的态度,不要指望六方会谈有一天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协议,只要金正日活着,他这猴戏就要耍下去。

一位同胞在《联合早报》著文说:

中国,是该对朝鲜说NO的时候了。我们必需严谨地对北韩说:‘你们可以做出自已的选择,但是你们也应当承担选择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国打代理战争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也该是从朝鲜第一影响力的国家行列中退出了,这个‘伟大’的旗帜或许应交到韩国的手中,最起码我们扛得很累了。
这就是中国的民意。

2010.6.10

By zhengyjingz.over-blog.com - Posted in: 辛子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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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0 october 2010 7 10 /10 /Oct /2010 10:20

政治体制改革是救党

在欢迎谢朝平被释回京座谈会上的讲话

辛子陵

    渭南书案事件,谢朝平虽然受了些委屈,从政治上说,这是谢朝平的光荣,他的为民请命的事迹将载入历史。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谢朝平先生致敬。

    我国现行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2003年2月26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民主黨派人士舉行的民主協商會上,明确地說: 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

     时间过去了七年,我们的立法机关、政府和党的主管宣传部门,公然对抗宪法,对抗国家元首的指示,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解禁,而且越管越多,越管越细,越管越狠,动辄封杂志社,撤总编辑,抓捕作家,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强烈要求开放报禁,给人民言论出版自由。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号称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但我们的言论自由不如殖民地人民。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总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给香港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是落实的,兑现的。在蒋介石统治大陆的年代,也是不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共产党搞地下工作,跑到香港设立机关,出版书报。香港竟成了民主基地。

     1949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直到今天,建国61年,搞了30年改革开放,我们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代就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太窝囊,连说话都要经过“公仆”批准。我的书要拿到香港去出版。今年7月香港国际书展,推出了我一本新作《放言救党论国是》,在书展引起轰动。有朋友问我: “你救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为什么要拿到香港出,而不能在大陆出?”我说:“正因为不能在大陆出,共产党才需要救。”就因为这本书,我成了“救党派”。

    建议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中央部门和地方当局管制新闻出版的那些条条框框。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实行追惩制,而不能再深文周纳地强化预防制。所谓预防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经党政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犯法。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党政机关报批,总编辑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预防制向追惩制过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预防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对推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社会和谐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

    英国早在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日本于1869年废止预防检查制。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00年,比日本落后140年。 有个在美国的华裔作家,是位中共高干的女儿,发表作品署名“三妹”。出国前她家和李慎之住邻居,认识李慎之。她大批李慎之和我们这些救党派的历史局限性。她是铁杆的灭党派。这个三妹说,温家宝、刘亚洲、辛子陵这些救党派最坏,大陆积累的矛盾,像高压锅一样要爆炸了,他们出来说一通,提几条建议,好像是批评共产党,结果,小骂大帮忙,压力锅放气了,矛盾缓和了。三妹认为这次政改就是如此,温家宝说,刘亚洲说,辛子陵也说,他们在误导民众和灭党派,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共产党不可能搞政治改革,还是要立足于推翻它。 三妹都看清楚了,政治体制改革是救党,而不是反党。可是我们的主流媒体却说,政治体制改革,对党和人民大大地不利,人民会失去当家做主的权力,国家会陷入混乱。《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求是》杂志都发了文章,明批我们这些人,暗批温总理。为维护特权集团的私利,他们宁可等着垮台,也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他们要把改革派的声音压下去,其做法和导致的结果,与灭党派殊途同归;三妹就是要求我们不说话,说不要求你们扯起旗子反对共产党,你们这么大岁数了,那样太危险,你就不说话,看着共产党垮台,这就是推动历史进步。我不能听她的。我们这些老党员当然有历史局限性。就是李锐老的两句诗: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

    去年一年的群体性事件是23 万起,不仅是民心思变,已经是民变蜂起。风生水起的维权运动,其主力一是工人,包括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二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现在农村的土地兼并现象是越来越严重,大量农民正在迅速沦为无地可种的游民;第三就是复员转业军人,数量越来越大的复转军人离开军队就是失业,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当局把工农兵都往绝路上逼,连我们这些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干部也成了“维稳”对象(9月5日我们在餐馆举行谢韬追思会,##部派人出面干预),请问,你这个政权还依靠谁?这样干法社会无论如何是稳不住的。

    维权运动的斗争目标不是推翻政府,是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所衍生的对百姓的经济、政治权益的侵害。本质上是要求调整利益关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央必须改变治国理政的思路,解决23万起群体性事件的办法,不是继续增加维稳警力和经费,而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善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祸亟患深,不敢不告。

                                      201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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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0 october 2010 7 10 /10 /Oct /2010 10:19

辛子陵:政治体制改革从何入手?

作者: 辛子陵

   2010年7月上旬,曾任瓦文萨的顾问,被誉为波兰1989年和平转型的灵魂人物的亚当·米奇尼克应邀来华。这位“和平演变”的专家来访当然不是官方邀请的,但必须得到官方批准。他于7月8日上午接受崔卫平(米奇尼克名著《通往公民社会》的译者)的专访,下午与秦晖、徐友渔、戴晴等中国自由派学者进行座谈。7月10日与中国推友会面并回答问题。

  旅美学者、极具洞察力的朱学渊先生认为,“波共时代的异议分子米奇尼克在北京与崔卫平等十多个温和公共知识分子会面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动向,这比北京同意香港民主派政改方案更为敏感,政府无疑监控了这次见面,当然也默许了这次会面,甚至还安排了一名优异的翻译。我认为米奇尼克访问中国,可能是中共向波兰引进政治转型技术(know_how)的一个动作。”

  在中国现行制度下,米氏与异议者座谈,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两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是形势使然。今天当局已经没有能力将批评反对的言行统统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到了“萌芽”蓬勃生长的时期。2003年发生群体性事件6万起,2008年是12万起。2009年是国庆60周年,为保平安,建立了各级维稳办公室,大规模增拨了维稳经费,以武装警察、防暴警察为主力,以国安局、公安局、派出所为堡垒,以片警、保安、街道积极分子(线人)为侦察兵,以网特、五毛党为秘探,编织成严密的社会控制网,却心劳力拙,越“维”越不稳,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超过23万起。[1] 其中有数起超过万人参加的特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它们分别是贵州瓮安事件、川渝教师罢课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有人预言2012年前后可能爆发全民大起义。

  在民变蜂起的高压下,“和平演变”才成为可以讨论的话题,而且是听取“和平演变”的专家介绍经验。不论官方有何居心和目的,起码这比拒签米奇尼克入境申请,以里通外国、阴谋颠覆国家罪逮捕崔卫平等人,是个进步。米奇尼克有关中国的谈话,有两个要点:一是中国必须结束一党专制,转入民主制度;二是坚持非暴力主义,希望中国和平转型。允许米奇尼克来华游说是当局承认和平演变的信号,起码是领导集团中主张和平变革的势力占了相对的优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 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发表题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讲话:

  经济特区30年来的实践充分表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发展变化,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要靠改革开放。

  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肩负着更加光荣而神圣的任 务。必须永远牢记,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温家宝总理作为改革派代表人物,在政治体制改革淡出政治家视野20年后,重新举起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帜。听说温家宝总理的讲话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坚定支持。希望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党政第一把手共同谱写“胡温新政”新篇章。引人注目的是新华社21日通稿《开创经济特区的美好明天 》,把温家宝讲话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删掉了。一周以后(8月26日)补充报导说,温家宝在深圳重提政改引起关注,成为深化改革的信号。这一删一报,反映了高层的犹豫、争论和斗争。希望改革派在觉得力量不足的时候,要像英雄安泰 [2] 那样足踏大地吸取力量。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亿万人民是你们的大地,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执政必须经过人民的授权。这是现代民主的天经地义。对于第一句话,党内在表面上是有共识的,谁也不敢说不是。对于第二句话,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接受,抗拒。他们的理论是“打天下者坐天下。”打天下的老一辈人过世了,儿子接着坐,一代传一代。由于一举粉碎“四人帮”打破了毛泽东的家天下布局,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党天下,现在连县以下都出现了变相世袭现象,平民子弟中的优秀分子上升的道路越走越窄。

  党天下传承三代以后,入党的人与共产党当初的理想和传统已相去甚远,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立志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当然不乏其人,但也有许多怀着升官发财动机的人和投机者、野心家混入党内。最可怕的是党员干部队伍中逆淘汰的潜规则。文强临死之前说:“现在不贪不色,谁敢用你呀!”正人君子成了异类,又贪又色的人一路蹿升,他由片警升到公安局长。

  十五届中央纪委书纪吴官正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 [3] 这说明共产党已经发生了蜕变。三代以后的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坐天下”的战功铁券和道义资格。他们为了续上“打天下坐天下”的香火,为自己“坐天下”寻找合法性,迎合毛派,也跟着高举毛的旗帜,掩盖毛的错误,塑毛像,唱红歌,一唱红歌,好像就缩短了与正统的距离,找到了毛爷爷授权的感觉。毛的旗帜成了抗拒政治体制改革、掩护贪污腐败的保护伞。

  毛泽东创造的政体,是个“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党国政体,是个披着民主外衣的专制政体,是60 年来中国人祸不断的根源。依靠这个政体创建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它的宪法两次(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被颠覆,根据宪法组建的代议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必须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的橡皮图章,虽如此文革中仍觉得碍手碍脚,被停止活动十年。它缺乏稳定性和程序性,发生了六次非程序更迭——毛时代是打倒刘少奇、林彪和粉碎四人帮,邓时代是撤换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它被操纵通过法令,承认将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的事实,并对他们进行司法处理;它被操纵通过法令,违背民意没收了全国城乡人民的财产,将饿死了3755万人的公社制度写进宪法。对独裁者,这个政体没有能力进行任何抵抗和斗争,许多开国元勋和民族精英被迫害致死。

  宪政民主是什么?就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高于一切,政府必须民选,总统必须人民授权。人民享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监督政府和执政党。例如美国,人民监督政府,是通过新闻出版自由表达各阶层、各种族、各界别的群众意见来体现的。美国没有官方通讯社、官方报纸,除了一个对外广播的“美国之音”是官办,没有对国内宣传教化的官办电台和电视台,在州和地方也是如此。两大政党没有自己的机关报和电台、电视台。[4]  没有控制舆论、审查书报的机关和制度。舆论导向不是在官方,而是在民间,不是官导民,而是民导官。总统、国务卿放下身段向民间问计,了解老百姓的意见和要求,调整施政方向,改善政府的工作。不是人民必须同执政党和政府保持一致,而是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同主流民意保持一致。

  我们死守着林彪的“两杆子”理论保权,强化暴力,统死媒体,党和政府把自己摆在了与人民为敌的地位。现在大陆人民享有的民主自由不如回归前的香港人。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统治的殖民地。那时候,总督不能民选,要由英国政府任命,这个没商量;但给港人充分的民主自由,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言论、出版各项权利,都是兑现的,落实的。即如我的书,能在香港出版,仍是港英当局出版自由的延续,而不是回归后的福荫。共产党在大陆掌权既然声称代表人民当家作主,可人民连殖民地人民的民主自由都享受不到,这在全世界太丢人了。最近连敦煌学者萧默的《一叶一菩提》那样平和理性、近乎佛家禅语的书都遭到了查禁。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我想到这些就血脉喷张。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延续下去了。

  民主宪政并没有堵死高干子弟参政的管道。像布什家族两代总统,但小布什是凭政绩民选上台的。许多高干子弟维护党国政体,是因为这个政体的领导人,可以避开民主程序,在幕后权斗中胜出。他们认为这是上升的捷径;但想没想过也可能成为这个政体的受害者?连斗遍党内无敌手的毛泽东,也是这个政体的受害者。他死后不到一个月,老婆、侄子就被捕入狱。毛远新说他是替他的伯父背过坐牢。专制体制下,最不安全的是官员。今日上主席台,明日可能成为阶下囚。

  改革党国体制,首先受益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生命有了保障,他们的进退有了法律程序的保护,他们的工作摆脱了“婆婆”的干扰,他们的政绩和缺点错误,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和评判,他们退休以后能够体面地度过晚年。

  政治体制改革的锲入点很重要,要从领导和民众共同关心、都能接受的地方开始。宪法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要落实这个“最高”,就要废除毛泽东留下的那个“党在国上”的政治体制。先不谈“三权分立”,不谈多党制,共产党继续执政,但要改变党和人大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就从这里开始。既然承认党要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党就不能站在宪法之上去领导“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你是唯一的执政党,不能又把自己变成领导执政党的皇帝。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要自觉地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顶在自己的头上,接受人民的监督。

  关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要恢复延安的“三三制政权”。[5] 什么是“三三制政权”呢?董必武解释说:“就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各级参议会代表也好,各级参议会选举出来的各级政府委员也好,中国共产党自己规定,共产党名额都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选举出来的代表或委员,共产党员超过了三分之一,就有一部分自请辞职,让给次多数的非共产党人士。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对一党包办,反对一党专政,而和各党派、无党派的各阶级人士,更好地团结合作。”[6]

  关于政府的组成也要实行“三三制”。毛泽东曾规定:“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7]

  全国人大与执政党的关系不应该是遵命、执行、保持一致的关系;在政权体系中,全国人大要履行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失误的纠错职能;要履行这样的职能它就必须对国家领导人的进退有最后决定权。国家主席、政府总理还由共产党提名,但你提两个候选人叫人大票选行不行?现在越南已经这样做了,国会议员也实行了选民直选,[8] 我们还死扛着恐怕不行。省以下政府首长,也由共产党提名,但部分打破任命制,要提两个候选人由省以下人大票选。如果在毛时代代表全国民意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能够有效地制衡毛泽东,就不会有刘少奇的悲剧。要把罢免国家主席、总理等最高领导人这个最高权力分散给几百人(人大常委会)或几千人(人大全委会)去票决,不能党的领袖“动一个小指头” [9]  就把国家主席打倒了;也不能几个退休的元老一串联,开个党的生活会,就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给废了。

  省以下各级政权尤其需要一个有权威的、有实权的民意机关,监督约束党政第一把手。党的第一把手不得出任人大主任。否则他们就会成为“天高皇帝远”的诸侯,可以不理会中南海的政令。福建有个周宁县,有一任县委书记叫林龙飞,在任上实行“三光政策”: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 看中的女人搞光。”他说到做到了。他与22 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后来东窗事发。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请教吴邦国委员长,全国2700个县,像周宁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领导下,这样的县怎样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这样似是而非的废话能治国吗?如果县人民代表大会是个有权威的民意机关,能够约束他的行为,有权抵制他,揭露他,绝不会糜烂地方以致如此。比照吴官正的调研结论,如果县一级政权也有百分之八十的一把手不合格,每个县会制造多少起群体性事件?这就是发生 23万起群体性事件的政治根源。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百姓也已忍无可忍,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只能等着李自成、洪秀全式的暴力革命,玉石俱焚了。

  风生水起的维权运动,其主力一是工人,包括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二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现在农村的土地兼并现象是越来越严重,大量农民正在迅速沦为无地可种的游民;第三就是复员转业军人,数量越来越大的复转军人离开军队就是失业者,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当局把工农兵都得罪了,连我们这些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干部,都成了“维稳”对象(昨日在餐馆举行谢韬追思会,安全部派人出面干预),这样干法社会无论如何是稳定不住的。中央必须改变治国理政的思路,把这些人当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力量和依靠力量。维权运动的斗争目标不是推翻政府,是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所衍生的对百姓的经济、政治权益的侵害。本质上是要求调整利益关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自发的而不是官方制造的、真正代表民意的群众运动。民意的要求就是政改的目标。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维权运动相结合,才有操作抓手,才有推动力量,才有社会根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反之,如果主事者视维权运动为“动乱”,继续敌视、打压维权运动,或避开社会热点,选一些冷僻问题作秀,必将一事无成,成为悲鸣的孤雁被边缘化。

  维权运动是公民社会水到渠成的组织形式,是民主宪政的社会基础。和平请愿、非暴力主义是维权运动的特点。这是推动和平变革的伟大动力。其最终将汇合成为洪流,上升到改变制度的层面。坚持非暴力主义不是懦弱,是一种更宏大的抱负;不仅是策略,而且是对保存人类文明承担起社会责任。

  许多人对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信心,认为权贵集团、地方诸侯、黑社会,势力太大,改革派斗不过他们。殊不知进行着不懈斗争的弱势群体数以亿计。一旦在中央和各级的领导下整合起来,就是一支攻无不克、坚无不摧的改天换地的政治力量。什么黑社会,什么地方诸侯,什么权贵集团,谁也阻挡不住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制度上、法律上保护公民的利益不受侵犯,落实宪法第35条,保护公民而不是限制公民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让公民有气有地方出,有话有地方讲,有冤有地方告,受了欺负能讨回公道,受了损失能得到赔偿,这才是以人为本,这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动态的公平正义,而不是静态的鸦雀无声。

  当前中国社会很脆弱,很危险, 不知随机性的哪一天,不知偶然性的哪个事件,引起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如果不是有组织的、有秩序的转型,可能不只是政权倒台,而是整个社会的大崩溃,天下大乱,成为无政府状态。贫富之间、官民之间积蓄了太多太深的仇恨,一旦发生社会崩溃,将是各地民众的全面暴乱,以及地方权势集团的残酷镇压。海外有人期待着出现内战局面,不希望看到这种形势缓解,指责米奇尼克误导了中国的自由派,甚至说米奇尼克访华是共产党使出来的“毒招”,温家宝重提政治体制改革是欺骗民众的缓兵之计。

  这次温家宝没有放空炮,言出法随。国务院8月27日召开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强调依法行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从理念到方式的革命性变化,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会开过了行动要跟上来。依法行政就要站在维权的弱势群体一边,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他们的要求,代表他们的正当合法权益,协同有关政府部门,解决他们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就发现了造成这些问题的体制和制度上的缺陷和弊端,一点一滴地整改,建设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正如温总理所言:“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政治体制改革宏观上先解决党和人大的关系问题,微观上先解决各地维权运动百姓的切身利益问题。管住官员,关心百姓,这将是“胡温新政”最大的一个亮点。这也是百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低要求,不是“挟泰山以超北海”办不到的事情,属于“为长者折枝”,只要肯作为就能办到。锦涛、家宝同志,珍惜你们最后两年的任期呀!

  当然,我们也需要对当权者中的顽固派有充分的估计,他们是宁可毁了国家,血流成河,也不愿放弃权力。但是他们想这样做是一回事,能够做到这一步是另一回事。首先,现在没有邓小平那样的军事政治强人了,中国的权威政治已是一个空架子。制造第二次“**”事件的人,一定是齐奥塞斯库的下场。顽固派是有这个贼心,没这个贼胆。其次,党和人民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不会出现胡耀邦、赵紫阳那样孤立无助的情况,会有人振臂一呼,形成多数,制止顽固派胡来。第三,党内改革派站出来,一定会得到广大党员、军队和亿万人民的支持。如果顽固派动用暴力以“维稳”的名义再一次把政治改革的要求打成“动乱”,人民有权在改革派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包括非暴力革命和暴力革命,打倒顽固派,实行宪政,再造中国。

  [1] 2006年官方公布的群体性事件数字是9万多起,2007年超过10万起以后即不再公布。23万起的数字来自境外,见林培瑞 (Perry Link): 《期待维基泄密能解开北京的七大秘密》。原文:Waiting for Wikileaks: Beijing’s Seven Secrets|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发表时间:2010年8月19日8:45a.m.译者:@yigroup  校对:@xiaomi2020

  [2] 安泰,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在地面上交战他是无敌的;但对手如把他举到空中,就能把他扼死。

  [3] 《中纪委简报(2006年10月12日) 》 ,转引自《中央大动作,地方负责人被请上京“摊牌”》中部经济网2006年11月20日。

  [4]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5] 三三制政权 1940年3月,抗日根据地各级民主政权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小资产阶级。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

  [6] 《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10页《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

  [7] 毛泽东:《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

  [8] 早在2007年5月20日,越南登记选民5千万人,从857名候选人中直接选举出500名国会代表、相当于民主国家的国会议员。

  [9] 196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讨论四清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刘少奇争论时说的话。见辛子陵着《千秋功罪毛泽东》下卷第410页。
 
时间:2010-09-06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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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0 october 2010 7 10 /10 /Oct /2010 10:18

                政治改革的突破口           

辛子陵
  
    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意义是脱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按国内生产总值计,2007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实现了毛泽东倾全国之力而没有实现的超英的梦想。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增,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民生大为改善。近几年,国家财政进一步向民生倾斜.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达到4318亿元。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得到落实,得到人民普遍拥护,新一届高层的年轻领导人威信大为提高。这是进行政治改革的最好时机。

    改革开放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实质上恢复了新民主主义。与其从实质上恢复,不如干脆打出新民主主义旗帜。毛泽东在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时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194年3月22日,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从这里接轨,向民主社会主义前进,就彻底解决了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和正统性问题。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如果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那只能证明自己三十年来搞错了,不能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只能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给改革开放带来合法性,只能给反对改革开放的政治主张带来合法性。对中共的执政地位形成挑战的,不是远在天边的西方势力,是“萧墙”之内把毛泽东的错误当作旗帜挥舞的持极左看法的朋友们。他们发表的《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一文说:“不是文化大革命错了,而是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他的继承者搞的是一套修正主义货色,而这正需要再发动文化大革命以革除之。”邓小平1992年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

    由于政治改革没跟上,贪污腐败不能有效遏止,社会出现不公正现象,老百姓意见很大,群体事件不断增加。左派朋友们利用群众中的不满情绪,说改革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鼓吹回到毛泽东时代。使反对改革开放和对改革开放不满的人数迅速增加。如果民众被左派朋友煽动组织起来,把解惑和寻求出路的视线投给毛泽东晚年的继续革命理论,并且以毛泽东教给的方式去发泄自己的不满,打起有些领导干部不敢反对还作秀支持的毛泽东旗帜,揪斗“资改派”,局面就不好收拾了。这是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隐忧。只有实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政治改革,包括意识形态的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浩劫。

    历史的教训是,政治改革的“机遇期”是不容易抓住的。有的执政者在他们认为自己有力量控制局势的时候,或是顽固地拒绝改革,或优柔寡断掉以轻心,直到大势已去,才想起政治改革来,但这时危机已经爆发,他们已失去了主导政治改革的资格,只能被历史洪流席卷以去了。例如戊戌变法,是清朝的机遇期。如果慈禧太后顺应历史潮流,实行君主立宪,清朝可能会走上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而不致灭亡。1945年下半年至1946年上半年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机遇期,蒋如抓住国共两党共商国是的机会,不打内战,进行政治改革,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宪政,则不致被赶出大陆,中国就此建立起了良性循环的民主制度。

    在机遇期内必须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客观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承袭“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搞改革开放,必然阻力重重,反对声浪不断。承袭毛晚年的意识形态,改变毛的经济政策,政治上的“左”凸显了经济上的“右”。今日如果真要以毛晚年的是非为是非,各级领导干部现今可都是“正在走的走资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的正统地位。必须彻底与困扰改革开放的极左理论体系告别,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如用毛泽东晚年思想去回顾和总结,必然得出“糟得很”的结论。

   客观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是非功过,是意识形态领域一场深刻的革命。这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留给第四代领导人的伟大历史任务。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年轻的中央领导人才能够从毛晚年的巨大阴影下面走出来,摆脱那种瞻前顾后、谨小慎微的状态,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不卑不怯地拿出自己的理论、政纲和路线来,放开手脚,有所作为,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太平盛世。


   (《炎黄春秋》2008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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